生活化、化生活，非仅应机施设的一时方便，而是释尊教法，中华禅宗本来具有的主体精神。释尊成正觉后，并未坐在山里独享涅槃极乐，一味放光动地惊骇人天，而是以人中觉者、生活导师的形象，从菩提树下走入滚滚红尘、攘攘人海，紧扣众生的生活，孜孜说法不倦，谆谆教诫国王、大臣、商贾、贱民、妇孺、妓女、强盗等各种各样的人，就其不同的根性，教导他们如何善度人生、超越人生，不仅教人反省人生诸苦，体悟世间苦、空、无常无我，修证常乐涅槃，而且教人如何择业、工作、持家、理财、教育子女、尽职尽责、治理国家，过好物质生活、伦理生活、社会生活，你看他教诫善生子、玉耶子、阿阇世王等人，是何等平易亲切!大觉至圣的佛陀，每天也仍是着衣持钵、次第乞食、洗钵洗足、打坐、沐浴、巡视僧寮、接待求法者，他的圆满智慧、教化功业，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。作为教主、导师的佛陀，在僧团集体中并不搞特殊化，自言“我入僧数”，自列为僧团集体中的一员。留下为病老比丘洗刷污秽、洗衣、倒水、穿针引线等佳话。当时佛陀门下的很多证到阿罗汉果的弟子，也并非“自了汉”，而和民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常深入民众中去说法教化，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困扰忧患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可以从南传佛教看到佛陀时代的遗风。大乘佛法更是号召修菩萨行者走到众生中去，深入生活，以朋友的姿态与众生广结善缘，在利乐众生、度化众生中趋向佛果，若不广度众生、庄严国土，是不能成就无上正觉的。大乘道六度四摄等行，若离了众生，离了社会生活，便无从修行。中华祖师禅，正是把握了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的这一心髓，将生活与禅打成一片。六祖说得好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”禅宗鼎盛的唐宋时代，宗门下大德，多是在着衣吃饭、担柴运水等日常生活、动用运为中参修，很少有长年枯坐深山打七闭关、摒绝人事而修者。六祖以一舂米行者开悟得法，得法后又混迹猎人中保任十六年之久，以行动表明了禅的生活化、化生活，于世间生活中觅取正觉的精神。他如百丈怀海之率众耕作，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，香严智闲之锄地以瓦砾击竹而开悟，龙潭崇信之煎饼求道，隐峰禅师之推车度众，南泉普愿之牧牛采樵，雪峰义存任数百人饭头，天衣义怀任水头等，禅师们在生活中参修的精神，不胜枚举。

　　从佛法究极义理来说，“一切法皆是如”(《般若经》)，世间万象，生活之全体，本来无不是真如实相的显现，无时不在说示无我无相，真空妙有之理，所谓“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”(《法华经》)；视听言笑、举手投足、待人接物，无不是本来心性的机用，不管开悟与否，本来如是，全体现成，圆满无缺。故真正开悟，必从生活日用中参修而得。只要善修，生活中无处不是禅。净慧法师说得好：“满目青山是禅，茫茫大地是禅”，“信任是禅，关怀是禅，平衡是禅，适度是禅”，“善意的微笑是禅，热情的帮助是禅，无私的奉献是禅，诚实的劳动是禅，正确的进取是禅，正当的追求是禅”……

　　诚然，人根不等，法门万千，佛法中也确有放舍万缘、摒绝人事，隐避深山长年闭关专修的法门，修密法者尤多以这种方式修习而得成就，过去藏地的大德，一闭关就是一二十年。这种修法的价值自是无可非议，但这起码不是印度正法时代和禅宗盛期占主导地位的法门，更无佛陀教导在家人如此修行的凭证。《优婆塞戒经·禅波罗蜜品》，不示在家菩萨以四禅八定，而只教以在生活中观心的禅，这种禅即是《般若经》所说的“觉意三昧”或“随自意三昧”，与祖师禅同属一类。正宗的祖师禅，贵在日用中活泼参悟，不主张舍离人事专修。出家住山，谢绝万缘，靠别人供养专意修行，无疑是条易行道。但非广大在家人所能行，尤非信息时代、商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能行，今天即便是出家人也不易具备那种条件。以这种修法为主导，只能使佛法脱离民众，传播范围越来越小，大家都不信佛，谁肯供养少数几个出家人修行?佛教在印度本土绝迹，大概主要是应归咎于所弘的法脱离民众生活。禅宗在元代以后不断衰颓，当与渐失活泼宗风、禅法脱离生活有关。倡导生活禅，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重振唐宋禅风，这是禅宗得以永久传续的唯一出路，也是佛教对社会、众生应尽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