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种宗教对于自己的信徒都有临终关怀，只是不同的宗教对于临终教徒的宗教各有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。基督教、天主教很重视人在临终阶段的心理抚慰。薛彦莉曾讲到“在西方国家，基督教的牧师经常访问本教区的教友，教友若有患病，就会前去探视、关怀，为之谈经、祷告，鼓励病人战胜病痛，而对于即将离世的人们，则询问其有什么愿望，为他们讲解有关经文，祝愿他死后能安然升入天堂。这种宗教的慰藉已成为基督徒生命最后阶段不可或缺的程序。天主教也十分重视对教徒的临终关怀，不过在形式上与基督教略有不同。因为天主教主张教民通过神甫向上帝忏悔，以请求神宽恕自己的罪过。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都认为‘忏悔’是一种特殊的‘圣礼’，通过这种圣礼，教徒可以获得特殊的‘神赐’，通过忏悔，忏悔者心中的积郁，忧虑和恐惧得以排解，而教会把为教徒的忏悔保密作为神甫必须遵守的准则。神甫作为神的代表宽恕各种罪孽，以突出上帝的无限仁慈，宗教忏悔是宗教慰藉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。因此，在天主教徒临终时，临终忏悔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，因为这属于人生总结性的忏悔。神甫在接受临终忏悔时，总是努力宽慰临终教友，并为其念经，以呼唤上帝接受那即将离去的不安的灵魂，帮助其精神得到解脱。”（薛彦莉：《临终关怀：送走人生最后一站》）从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主要的宗教不仅尊重一个人的生，同时也尊重一个人的死，希望一个人走得有尊严、无痛苦，让他超脱死亡的恐惧。可以说临终关怀与宗教发生了很大的相关性。而在中国，宗教的临终关怀尤其是佛教的临终关怀始终处于一定的实践缺失中。从这点讲，也影响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发展。因此，在中国，佛教的临终关怀值得研究。

三、   发扬佛教的临终关怀理念

在介绍佛教（此主要指中国的佛教）的临终关怀理念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个例子：80岁的郑奶奶是一位居士，来到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已是胃癌晚期，癌细胞全身扩散。有着佛教信仰的郑奶奶对大夫的心理治疗是完全接受的，并以她自己的观念坦然接受死亡和理解死亡。她认为，生命是轮回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产生与终结。今天的去世就是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开始，因此应当愉快地接受。郑请求医院别给她治疗了，她要求医院帮她请来她的居士朋友，教友，为她助念。在佛教特有的助念仪式中，几十名居士为她助念，伴随着磬、钹、木鱼的缭缭之音，颇为动听。郑似乎忘掉了一切。第二天，松堂医院院长李伟放心不下，走近她问，“郑奶奶，你身上还疼不疼呀？”郑看看李伟，对李院长摇摇头说，“我不疼了”。第三天，李院长又问，“郑奶奶，你渴不渴呀？”郑认真地答，“不渴呀！”“那饿不饿呀？”李院长又问。郑也答，“不饿呀！”第四天，郑愉快而舒坦地告别了人世。（张田勘：《临终关怀，关怀什么》）

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位居士因为自己的佛教信仰使她从容、舒服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不是恐惧、担心、痛苦地离开人世的。现实生活中临终病人的临终意识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，有对生的留恋，有对死的恐惧；有对亲人、友人感情上的牵挂；有对事业、理想未竟的遗憾；有对自身道德过失的悔恨；有对世态炎凉的怨恨。还有的人因为平时作恶多端，谋财害命，临终时还会出现幻觉，会幻见被害人的亡灵前来索命。总之，病人在临终阶段往往会出现情结上的极大波动，甚至精神十分痛苦，而这一切又不是医学所能帮助他解脱的，而如果临终病人是一名宗教徒，那么在他的临终意识中又会有其所信仰的宗教关于死的特殊内容。怎样解除这些人的各种反应和幻觉让他们走的踏实？我们可以从佛教那里吸取营养，以便发扬佛教的临终关怀的精神。

佛教在长期的发展中，不仅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有关临终关怀的精神性资源，而且，也有着许多具体的临终关怀的操作。例如佛教净宗的教义与修持在正视死亡方面早已浑然一体，这是社会上所有“临终关怀”方法所望尘莫及的（林克智：《临终关怀手册》）。印光大师写的《临终三大要》第一，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者。第二，大家换班念佛，以助净念者。第三，切忌搬动哭泣，以防误事者。也告诉我们对于临终之人应当怎么做。弘一大师的《人生之最后》讲稿中就从病重时、临终时、命终后一日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对于一个即将要去世的人，我们健康的人应当怎么做，才能让他们安心、舒服。